考研风波背后的百年学历危机

建校于1229年的法国图卢茨大学，是第一个通行硕士学位的大学。

太多人有着太多的理由去考研，但是大部分都与传统给中国人带来的思维有关。

范进中举

【核心提示】考研的热潮终于过去，泄题的风波仍在发酵，最新的考研意向又引发了社会热议。在最新一届的考研党中，为了找工作而考研的人数占据最多。顾名思义，应当走向学术研究的“研究”生，在学子心中却是这样的定位，除了中国传统的读书至上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学历的来历

笔者相信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话。但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虽重视教育，却没有今天的“学历”概念。科举考试对参考学子的要求不在于其读书的学校，而在于其家境是否清白，祖上几代有无犯法的男子或者再嫁的寡妇。只要被证明“家世清白”，无论你是耄耋之年的老翁，还是垂髫少年都可以参加，每通过一次考核就可以升上一级。至于你是某个私塾的学生还是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在终点线面前都不重要。

而士子们通过这么多考试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当官，再不济也可以通过“生员”的身份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而相对来说，无论是隋唐的诗赋取士也好，还是明清的八股取士也罢，考试的内容，实质只是一个筛选的门槛。以至于大量的“读书人”只是将书本作为功名的敲门砖，升官发财之后，就扔一边去了。

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时期。在那个半蒙昧的时代，大学代表着理性和文明。相比中国的科举制度而言，欧洲大学教育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毕竟，八股也罢，诗赋也好，在实际的管理中并无多大用处，还是作为筛选的门槛而存在。而大学在中世纪一开始出现就有了分科。比如学法律的出去之后负责给领主当法官，学神学的则可以加入教堂。对他们来说，在大学中学到的东西至关重要，是真正的学以致用，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而在当时的欧洲大学里教书的教师就是硕士，不过和今天已经成熟的大学体系不同，当时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高于一般学士的职位，所以“硕士”的意思在当时就专指在大学里授课的教师们。直到今天“硕士”在英文里除了硕士外，也可以指导师、长官、大师。

1233年，罗马教皇批准任何在图卢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人都应该被允许在其他大学任教。这算是最早的学位概念，即你的学术水平在所在院校获得认可并且得到证书，那么你在其他院校也可以获得相等地位。15世纪之后，英国大学又逐渐地把博士这个概念给独立出来，作为高于硕士的学历，最后逐渐发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但是其根本并没有改变，正如学历在中文当中的意思一样，指的是你的学习“经历”而非科举那样追求的是“结果”，可以说这是现代大学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一个不同。而这点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引入在中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

学历和工作

晚清“立废科举以广学校”的措施，让中国彻底告别了陪伴其千年的科举制度。但千年科举历史给大众带来的“官本位”思想却依旧难以根除。而且，另一些现象也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这种意识的流传。在计划经济下实施的是“统包统分”以及“包当干部”的政策。即高等学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来承担。但是学生毕业后要接受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国家干部或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任职。

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自然被普通人视为“吃公家饭的”、“铁饭碗”。从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等同于传统进入权力体系的“官”。因此，当时的大学生堪称“天之骄子”，是真正的宠儿。获得高学历成为一个平民子弟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公平也最便捷的途经，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筛选。很多人也因此将当时的高考与古代“科举”相提并论。

而到了今天，本科生已经不足为奇了，大学生更是被不少人视为“毕业即失业”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开始信奉起了“读书无用”，认为只要学到一门上好的手艺，就可以比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的薪资都多。

但是，在“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国，大部分人都对这种理论还是嗤之以鼻。虽然大学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天之骄子”，但是很多公务员岗位依旧需要大学文凭。而在很多地区，哪怕公务员的收入只有两三千，依旧可以获得极高的地位。哪怕你是个月入百万的老板，在一些地区思想较为保守的人的心中，地位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科员。

绞尽脑汁甚至花费数百万让子女去海外“镀金”就是为了“吃皇粮”。

既然本科生已经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那么我们更上一层楼不就行了?不少岗位要求是全日制研究生，在即将毕业的时候，趁热打铁去考研，失败了也无非一年，成功了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正是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想法让每年考研的人数都在增长。而对于不那么热衷于“吃皇粮”的家庭来说，考研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学子希望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人大多过着等待分配的日子。在笔者父母那代人年轻的时候，“失业”是在书本上的名词，只要这个人不是有先天的残障或者实在无可救药的懒惰，总能得到一份工作，但工作是否令自己满意，那就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了。

随着改革开放和后来的国企改制，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社会的竞争竟如此激烈。与早已适应并且已经有了相对成熟应对措施的欧美不同，中国人接受这个的时间过于短暂，让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人们有点接受不了。

1990年中国教育部门已经有规划，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就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在校生增加到950万，毛入学率达到11%左右。随后的两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呼声逐步升高，当时的教育部相关部门也就扩招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研讨，并开始加快招生计划增长节奏。根据“高考扩招之父”汤敏的解释，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

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但合适的岗位数量却没跟上，这在进一步强化竞争烈度的同时，也让“毕业即失业”成了一些大学生的心头病，尤其是一些冷门专业的学子。更糟糕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当初报考的热门专业如今已不再吃香了。当年报考的热门专业在毕业时成了冷门，这让很多当年高考得意的优秀学生哭笑不得。

因此，就业压力的增加让许多学生希望继续留在自己熟悉而舒适的校园而不是出去闯荡。考研对这些学生无疑是个不错的出路，一旦成功便可以增加学历上的竞争优势。而大学玩了三年，最后一年拼一下又可以多混几年，对于有着拖延症以及对未来不自信的学生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对那些错过了当下热门的学生而言，考研更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不抓住它简直天理难容!

学历制度在引进中国的时候是被寄予希望去改变传统中国现状的，经过百多年的历史，在改变了中国的同时又被中国改变。“学历”重新变成为了象征“终点”的证书和随之带来的优势。这才是研究生考试一系列风波背后值得深思的东西。